BB娱乐平台登录艾弗森《红楼梦》的“西传”之路

　　《红楼梦》成书于18世纪中后期。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，《红楼梦》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全过程，也为世人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清代社会历史全景。成书200多年来，《红楼梦》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目前，《红楼梦》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30多种语言和150多个不同篇幅的译本，主要被翻译成了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日语、俄语、蒙语、朝鲜语和越南语等。因《红楼梦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其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成为文化和翻译领域研究的热点。本讲座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，对《红楼梦》在世界范围的译介与传播进行梳理。

　　《红楼梦》的对外译介最早开始于1830年，迄今已有近200年。红学家胡文彬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《红楼梦在国外》中统计：全世界共有《红楼梦》外译本多达17种文字、62个版本，其中节译本涉及12种文字、有26种译本，摘译本有7种文字、17个版本，全译本则有9种文字、19个版本。这些数据是1991年统计的，此后30余年间增加的相关数据尚未列入。众多学者一译再译，就是想向世界介绍《红楼梦》这本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。结合学界研究成果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《红楼梦》的域外传播情况。

　　“东向”传播方面：《红楼梦》最早的片段日译文出自日本明治时代的汉学家、中国文学研究家森槐南之手，他节译了第一回中的“楔子”，附上简单注释后发表（1892年）。同在这一年，岛崎藤村摘译并发表了第十二回贾瑞正照风月宝鉴的一段故事。1916年，岸春风楼的《新译红楼梦》出版，这是第一个成书出版的日文节译本，只翻译了原著前39回。第一部比较完整的《红楼梦》日文全译本，由幸田露伴和平冈龙城完成，在1920至1922年间由日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，属“国译汉文大成·文学部”丛编之一。2013至2014年间，岩波书店出版了井波陵一全译本，共七卷，书名为《新译红楼梦》。朝韩语方面，1884年前后完成的朝鲜“乐善斋本”是全世界最早的《红楼梦》外文全译本。

　　“西向”传播方面：最早将《红楼梦》正式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（Guzluff,K.F.A.）。1812年，英国著名翻译家马礼逊曾将《红楼梦》第四回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片段译成英文，不过并未公开发表。《红楼梦》第一个较系统的外文节译本，出自英国驻中国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（Joly,H.B.），译文为原书的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，于1892年和1893年分别由伦敦、香港别发洋行出版，但这个译本流传不广。影响较大的两版《红楼梦》英文节译本为王良志和王际线年出版的译本取名Dream of the Red Chamber，成为后来英文世界普遍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名起源。王际真译本的后一部分，省略了原书众多细节，甚至有些在逻辑上必不可少的情节也被省略，几乎变成了原书提纲。译者后来又作了修订增补，于1958年推出了新版。德国汉学家、中国明清小说研究家弗朗茨·库恩（Franz Kuhn）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萃文书屋本节译了50章，此译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德文译本。库恩的节译本围绕宝、黛、钗三人，将《红楼梦》的主要故事情节和发展的高峰表达了出来，译文较为符合西方读者的习惯，获得了广泛认可。

　　在全译本领域，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自英国彭寿，全书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，但并未出版，打字稿后来由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制作成电子版。成书出版的两部全译本，一部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思与闵福德合译的《石头记》（简称“霍译本”），另一部是中国学者杨宪益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《红楼梦》（简称“杨译本”）。前者在英美两国出版，后者由外文出版社出版，后来又被转译成缅甸文、西班牙文等译本。法文版《红楼梦》的全译本出版于1981年，由中国译者李治华和其法国妻子雅歌合译完成，由法国汉学家铎尔孟（Andréd’Hormon）审校修订。对于《红楼梦》法文全译本的出版，当时法国媒体评论说：“全文译出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华美、最动人的这一巨著，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。”

　　第一，作为汉语学习教材。由于《红楼梦》采用北京官话，这对于学习中文的外国人而言十分重要，因此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。《红楼梦》一书传入日本后便成为日本外语学校的汉语学习教材，传入朝鲜半岛后也是如此。曾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（Robert Hart）在1855年的日记中提到，阅读这部小说以语言学习为目的。马礼逊在《中文会话及凡例》中也提到，对于中文学习者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极其有用的语言学习用书。前述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所翻译的《红楼梦》是英美最早的、较系统的译本。乔利在其序言中表示，他翻译《红楼梦》的动机并非是想成为汉学家,而是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学习《红楼梦》感到困惑。乔利在英译《红楼梦》时，采用了《语言自迩集》中所使用的“诠释”传统，将对原文比较重要的解释内容融入了译文之中。尽管后世一直诟病乔利译本冗长拖沓，但是也肯定了其作为语言资料的“辅助性”特征。

　　第二，作为“爱情小说”。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欧美读者对作者曹雪芹的生活时代以及家世环境缺乏深入了解，因此并不能精确理解《红楼梦》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及主题思想。而且《红楼梦》原著本身极强的文学性也无形中增加了海外读者的理解难度，书中体现的深厚文化背景令海外读者难以感同身受，因此容易造成语言和文化接受性上的障碍。比如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译本，把叙述重点放在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上，却忽视了《红楼梦》原著中体现的中国古典文化精华部分。与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，奔放热烈、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相比，宝黛的爱情受到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封建文化道德观、婚姻观、情爱观的影响，较为含蓄和保守，在情感表达上更为慎重和矜持。国外的读者虽因此得以体会《红楼梦》的魅力，但大多误把《红楼梦》简单等同于中国式爱情小说。

　　第三，作为“百科全书”和“文化小说”。德译者库恩认为《红楼梦》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，是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的艺术作品，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真实而全面的生活景象。他曾表示，“对于精神文明如此关注的欧洲，怎么能把《红楼梦》这样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艺术品、这样一座文化丰碑忽视和遗忘了一百年之久呢？”库恩德文译本高度重视传达欧洲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化细节，并且以西方人独特视角和西方人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阐释《红楼梦》。库恩借用了广为西方人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，以西方戏剧文学经典比照中国小说文学经典。库恩的《红楼梦》节译本很适合西方读者的习惯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1981年，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先生协同妻子雅歌在历经27年辛勤译注后出版了法文全译本《红楼梦》，轰动了法国文学界。法国文学界认为其文学艺术成就可以与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、马里沃和司汤达相提并论，足见曹雪芹在当时的法国读者心中的地位。英国汉学家赫伯特·贾尔斯(Herbert Giles)在其《中国文学史》(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)中,评价《红楼梦》已经达到了中国小说的顶峰,认为《红楼梦》把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征清晰地呈现给了读者，是一张无与伦比的中国生活的全景照片。

　　《红楼梦》的霍克思译本和杨宪益译本，是当今学界公认较具有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全译本。戴维·霍克思是英国汉学家、红学家，闵福德是其女婿，二人共译《红楼梦》并将译本定名《石头记》，这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成书出版的《红楼梦》全译本，也是西方汉学史和翻译界中的重要里程碑。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诗人，其夫人戴乃迭本名格拉蒂丝·玛格丽特·泰勒（G1adys B.Tayler），出生于中国，1937年在牛津大学认识杨宪益，此后，她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转而从事中国文学。1944年以后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开始共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，从先秦诸家散文到《红楼梦》等，多达百余种。

　　杨宪益译本多为直译，翻译时以异化为主，保留了源语的异域特色；霍克思译本多为意译，翻译时以归化为主，在形式及表达上符合了目的语的特点。杨宪益译本有多处选择直译，直译是他忠实原文这一翻译准则的体现。杨宪益译本还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形象，这有利于对外介绍和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。与之相比，霍克思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，更加符合英美读者的认知、心理以及审美特点。霍克思在译本中为读者作了大量的解释。如“灶王爷”一词，霍译“the Kitchen God，who is welcomed back this night from his annual trip aloft”，有时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，还会对原文做出部分修改。

　　学界普遍认为，杨译本与霍译本在艺术成就上不分上下，在翻译方法上各有千秋。比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二回中有“莫向东风怨别离”，三十八回中也有“怅望西风抱闷思”，这需要译者具备一定的地理常识才能准确翻译。在中国，“东风”一般指春夏的暖风，而“西风”则指秋冬的寒风，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，英国的东风是寒冷的，西风是温暖的。如果英译时将原文直译，就难免会让读者误解。霍克思在翻译这些词语的时候，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，将“东风”译作“summer breeze”，而将“西风”译作“autumn wind”，西方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译文，产生与中国读者同样的联想和感受。面对《红楼梦》第一回的《好了歌》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将“神仙”一词译为“immortals”。与之相反，霍克思则运用了归化法，将其译为“salvation”，以方便译入语读者理解。同样地，在翻译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时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将其中的“天”翻译成“Heaven”，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天”有“上天”“天命”之说。将“天”译为“Heaven”，传递出了浓厚的历史感。又如，对于《红楼梦》第十一回中的“癞想吃天鹅肉”一语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将其中的“天鹅”翻译为“swan”，相较于霍克思所译的“goose”，“swan”将源语文化中的形象传达得更为生动。

　　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，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给译者造成了巨大困难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接受这部作品的难度。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、语言习惯的不同，这些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都有可能影响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。作为介于原作与译本之间的“桥梁”，译者需要尽可能地传递作品中的文化信息，使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能产生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阅读感受。由此来看，《红楼梦》的外译并非易事，挑战也是巨大的。

　　以人物的名字为例，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姓名蕴含着丰富的信息，例如：甄英连（“真应怜”）、霍启（“祸起”）、娇杏（“侥幸”），这些姓名的谐音也暗示了他们的命运。霍译本中，贾宝玉作“Jia Bao-yu”，林黛玉作“Lin Dai-yu”，熙凤作“Xi-feng”；杨译本中，贾宝玉作“Chia Pao-yu”，林黛玉作“Lin Tai-yu”，熙凤作“His-feng”。对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姓名，两部译作不约而同采用音译法。音译法虽完整地保留了源语的声音效果，但是对于《红楼梦》中富含寓意的人名称谓来说，其实是有很大局限性的。例如，“贾宝玉”中“贾”本来传达的是双关含义“假”，但是无论“Jia Bao-yu”还是“Chia Pao-yu”，读者读到的只是一串字母，原本暗含的双关义消失了，读者也就无从体会到作者通过名字对人物所赋予的特殊含义。

　　另外，《红楼梦》中很多女性人物都有小字，例如黛玉的“颦颦”，是因为她“态生两靥之愁”，脸上泛有一丝愁容，此处霍译本翻译为“Frowner”即皱眉之人，较为准确地传达出原文含义。而杨氏夫妇则音译为“Pinpin”,只有声音效果，未能传达出原意。

　　比如在中国古代的谦辞使用中，妻子常常被称为“拙荆”“贱荆”“贱内”，这些称呼在翻译时就很难准确体现。霍译本在第三回林如海称妻“贱荆”时采用“my poor wife”来直。